作家鲁敏：中年“出格”
写作是作家鲁敏对抗虚妄的一种方式，当年把她从枯燥的邮局工作中拯救出来，如今，她更愿意“以小说之虚妄抵抗生活之虚妄”。她企图收藏人心与人性，观看人的攀升与跌落，并把一切纳入文学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行
长篇新作《奔月》出版之后，作家鲁敏去清华大学演讲，演讲题目原定为：我以虚妄为业。有学生反映题目太灰色，遂改为：虚构花朵，人间颜色——鲁敏创作分享会。
改了6稿的《奔月》出版后，登上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图书评论协会等各大好书排行榜。故事的主线是一位城市中产企图逃离虚妄生活的尝试与失败。从一辆开往梵乐山的旅游大巴意外坠崖展开，女主角小六在这场事故中消失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留下散落满地的物品。丈夫贺西南不愿相信她已死，开始寻找她的下落，却渐渐揭开了小六隐藏在温顺外表下乖张不羁的多重面目。与此同时，小六以无名之躯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小城乌鹊。故事就在这两个时空中交替上演。
小六是鲁敏的小名，这本新长篇似乎成为了鲁敏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隐喻，她在书的背面手书“我要从这个世界消失，我要我是我自己”。
精神世界的想要逃离与单调生活的舒适纠缠不清时，写作就成了鲁敏的解决之道。像作家纳博科夫酷爱收藏蝴蝶一样，鲁敏有个不太敢张扬的野心，她很想收藏“人”。人性，人心，人的伤疤，人的灵魂，人的失足，人的攀升……她对“人性的一切”有着贪婪般的好奇。写作就是对人性的探测，她愿穷其一生，哪怕只碰到人性的冰山一角。
从25岁决意写作，到在《收获》《人民文学》等主流杂志发表大量作品，并获得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的肯定，鲁敏经历了投稿、发表、选刊、获奖等“非常老实、非常典型”的写作生涯。但在写作领域上，她则从文学意义上的家乡“东坝”系列转向了“城市暗疾”“荷尔蒙”系列的城市书写。
以小说之虚妄抵抗生活之虚妄，这是鲁敏20年创作生涯中日渐坚定的信仰。在鲁敏看来，众生来于尘、归于土，生活虚妄是铁一般的事实。但她并不认为虚妄是灰色的：虚伪的虚，狂妄的妄，加在一起既不虚伪也不狂妄，它是中性的。
作家梦
那年秋天的一个午后，鲁敏在电脑上敲下了四个字：寻找李麦。这是她描写适婚少女爱上同性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她作家梦的开始。
那是1998年，鲁敏在南京市邮政局做秘书的第8个年头。办公室在17楼，快要下班时，她站在窗前发呆，阴沉低垂的浮云下面，南京城尽收眼底。小贩、警察、送水工像蝼蚁一样脚步匆忙，每个人似乎都有隐秘的感情和身世。
她厌倦了这样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强烈的焦灼感突袭心头，如“惊涛拍岸”。她渴望寻找一条绳子，把自己从虚妄中解脱出来，同时进入人们的秘密世界。《寻找李麦》在《小说家》的发表，为鲁敏打开了进入秘密世界的通路。
而写作的种子则来自于阅读。早年，鲁敏的父亲在南京工作，母亲在乡下小学做语文老师。尽管独自带领两个女儿的母亲生活艰辛，但仍然给孩子们订了各种杂志，《儿童文学》 《少年文艺》，甚至还有《外国文学》。
但那时候，鲁敏最好的科目不是语文，而是数学。中考数学总分120分，她考了119分。她参加过物理竞赛、化学竞赛，唯独没有参加过作文竞赛。中考填报志愿时，父亲擅自做主为她报了江苏省邮电学校，因为考上中专，农业户口就可以直接转为城镇户口，毕业之后还包分配工作。
为此，鲁敏到邮电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字典，想看看自己将来能不能做一个知识分子。当时《新华字典》上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中专以上的知识程度可以叫做知识分子。她这个中专生“很勉强地”算是小知识分子。
邮电学校的四年青春期里，鲁敏没有恋爱，也不化妆，只是躲在学校“小得可怜的”图书馆里读书、抄书，抄得最多的是泰戈尔和聂鲁达。
同时，她还自学各种各样的课程，有一种对课本知识的“病态追求”。那时，同学之间互相写信，但凡只要看到信封上“大学”那两个字，哪怕是再普通的大学，她都羡慕不已。一年之后鲁敏开始拿到工资了，第一个月工资84块钱，那84块钱拿在手上，她却觉得非常羞耻，“别人在课堂里学习，可是我居然在挣钱。”
当然，她最终还是按部就班、像所有和生活妥协的人一样开始工作。毕业后，刚满18岁的她顺利地被分配到了南京邮局工作。在这里的15年，她几乎把营业员、劳资员、团总支书记等基层工作做了个遍。
与文学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在1993年。
当时的鲁敏还在邮局前台做柜员。有一次，像往常一样，她在柜台下面的抽屉里藏一本书偷偷看。有人跑到柜台边，轻轻地说，我想要买一张古人对弈图的邮票。鲁敏心想，不就是寄个信嘛，还讲究地要古人对弈图。抬头一看，是作家苏童。当时，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被改编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国内外风头无两。鲁敏自己也读过苏童很多作品。
但那一刻，鲁敏没有表现出对他的认识，只是冷淡地把邮票卖给他。她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我这么喜欢文学，可我这一辈子跟文学最近的距离，是不是就是坐在邮局柜台下面卖一张邮票给苏童？”
后来，鲁敏的长篇小说《此情无法投递》发布会时，出版方请了苏童前来站台。鲁敏对苏童说，好多年前就见过你。苏童不明就里，只是脸上挂着天真无辜的笑。
让鲁敏感到自己适合写作的还有几件小事。
有一次，鲁敏在国际长话柜台值班。当时打国际长途电话，得先交押金，有个人给了50块钱押金，最后鲁敏却给了对方100块的回执，到晚上结账时才发现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50块钱可是鲁敏大半个月的工资。同事带着鲁敏按照业务单上留下的地址居然找到了对方。一开门，鲁敏就闻到了稀饭、酱咸菜的味道。屋里到处放着衬衣、鞋子等物品，“是一种被外人突然闯入、来不及收拾的场景”。鲁敏记得自己当时站在门口、只踏半只脚进去，有种被这场景“所击打的强烈感觉”，心下琢磨，有了这一幕，50块钱算什么。
不知为何，那场景让鲁敏觉得很动人，很真实，但是又很悲哀。“我觉得我很愿意，无数次地以不速之客的方式闯入别人的生活。印象之深，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记得我那样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那50块钱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
做秘书的8年时间里，活动很多，要写各种各样的动员报告、慰问信或者是剪彩致辞。为了帮助自己“入戏”，替局长写文稿的时候，她就立刻变成一个局长，指点江山、俯视全局。“比如说要做一个裁员动员报告，我会把裁员这件事说得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们企业就应该裁员，并且他就应当主动离开、去开始新的人生。有一次局长还说呢，我念你的稿子恨不得停下来说这个稿子写得真好啊。”多年后，鲁敏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这一切都让鲁敏更相信自己或许可以真的成为一名作家，她与文学的距离远比卖给苏童邮票要近得多。
东坝
短短六七年时间里，鲁敏的作品、尤其是中短篇小说遍布于各个重要的文学刊物。《寻找李麦》发表后，《十月》编辑周晓枫很快找鲁敏约了两个短篇，在《十月》杂志主推新人的“新干线”栏目上发表。到了2007年，她陆续以“东坝”作为自己文学意义上的故乡发表了《纸醉》 《思无邪》 《逝者的恩泽》《白衣》 《风月剪》 《颠倒的时光》等小说。
文学中的东坝落实在现实中，就是江苏盐城东台。“在那里，有我一切关于人世间的记忆。”鲁敏说。每年春节，她都会回去走走看看。那里有她的乡邻、玩伴，她割过的青草，跌倒过的小沟，上过的小学。她把这些都带进自己的小说里，并按照自己的记忆和想象，重构出一片文学的乡土。“东坝”这个地方，有村长和会计，有赤脚医生，有裁缝，有聋哑痴瘸，有不是很漂亮的寡妇，有生儿子吃鱼肉的还俗和尚，有无儿无女的五保户。
东坝系列小说，给东坝赋予了灵活的感官，那些人在小镇的生活有着世俗的信念和生活的情致，天然地拥有文学性和艺术感，被评论家称为“邮票大小的故乡”。
庄重文学奖给鲁敏的评语这样写道：鲁敏或许是近年来对小说艺术的可能性最具探索志向的年轻小说家。在她的东坝系列小说中，她对人性之善、对一种温暖诚挚的生活作出了大胆的、颇具说服力的书写。而在《取景器》 《博情书》等另一系列小说中，她对喧嚣浮世中的幽微经验和零散的、难以确认的价值，做了富于想象力的表达。在这两个看似割裂的系列之下，鲁敏力求达到对人性的宽阔和宽厚的理解——她沉迷于对人的无限可能的想象，她相信人有能力在各种复杂境遇中以各种始料不及的途径探求和确证自身。
有评论家说，如果把写作方向比作打井，毫无疑问，东坝是鲁敏的第一口井。她说，东坝，那实际上早已消逝的乌有之乡，令她在文字的枝桠里获得了头一次惬意而迷醉的寄栖。她为之欣然，但亦在同一时间，带着一种伤感的自信，她决定离开这已绿荫如盖的井院，去寻找下一个文学命题。
父亲
“父亲”这个角色，除了儿时过年的短暂相聚，并没有给鲁敏留下太多记忆。但后来，鲁敏却在作品中给了“父亲”文学意义上的延伸与再造。
正如短篇小说《墙上的父亲》里开头对父亲的描写：父亲眉清目秀，三七分的头发梳得锃亮，脖子上是半长的藏青围巾，前面一搭，后面一搭，相当文艺了。
鲁敏稀薄记忆中的父亲就是这样，父亲早年是本村的大学生，考到南京念大学，继而分配在那里工作。只有春节才能回乡，即便回家期间，她与父亲也说不了几句话，她与父亲，从没真正生活在一起，甚至直到父亲去世前都没有一张合影。
在鲁敏的一篇文章《以父之名》中，她写道，由于分居两地，父母关系不好。但错在他，还因“生活腐化”被劳教。很多朋友看到鲁敏的坦承，认为这些事情没必要非得写出来。但鲁敏并不忌讳写出生活的虚妄与真实，即便它们和自己紧密相关。
也许是生活中的父亲留下的影响，鲁敏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往往也同样不在场，或者有道德污点。
比如，《墙上的父亲》写一个失去父亲的家庭，母亲和两个女儿的生活。父亲的死去，不仅使这个家庭失去了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撑，而且为家庭带来了耻辱，他是在与一个女人约会后出车祸被撞死的。如何摆脱父亲带来的羞耻，并弥补他离去造成的缺失，是这个家庭尤其是长女王蔷所面临的问题，是她成长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阴影。母亲的世俗与节俭，妹妹的贪吃与偷窃，更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使她的婚姻之路上充满暗礁，但似乎唯有婚姻才有可能改变她的生活。“在这里，如果我们将父亲视为一种隐喻，那么这一隐喻是复杂的，他既是一种支撑，也是一种耻辱，还是在琐屑的生活中追求自由的一种象征。”评论家李云雷说。
后来，随着鲁敏自己为人妻，为人母，她开始更多地留意身边“父亲”的角色，也慢慢地更加理解父亲当年的处境。与父亲有关的人物性格和环境，以及后来观察到的周边的“父亲”角色，都被鲁敏“隐蔽”地写进入小说里。
城市暗疾与荷尔蒙
2009年，短篇小说《伴宴》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后，鲁敏的目光从“东坝故事”的乡土人情转到了“城市暗疾”的荷尔蒙书写。
小说《伴宴》借着一个略带悬疑色彩的爱情外壳，讲述了一个民乐团的生存故事。男主人公伸熙是民乐团团长， 为了乐团能发展下去，经常得通过“给宴会伴奏”为乐团找饭吃。女主人公宋琛则保持着对纯艺术的追求，不愿意“委身”市场。这篇小说是她的城市“暗疾”系列中的一篇。“在城市里，大家看起来都很光鲜，荷包在鼓，房子多了几套，但很多人的内心却是紧张的，有种不确定感。“我特别想寻找人生中的暗疾”，鲁敏这样解释。
有读者在鲁敏的微博上留言，说怀念她以前的“东坝”系列，并认为那是她最好的作品。“当然，我对东坝怀有深情。但从审美上来说，我总感到那缺乏创造，就算往脸上贴金、往好里说往大里说，就是沈从文、汪曾祺一路下来的乡土风物。但小说写作，还是需要现代性的，不能总架空了关上门做‘温柔敦厚’。”鲁敏说。
写作“暗疾”的这几年，她慢慢收获到更多读者，其中的《惹尘埃》《铁血信鸽》《不食》等获得了不少文学奖，也有作品改成话剧，翻译到欧美各国。
从作品发表的频率上看，鲁敏的写作还算顺利。实际上，她内心的困苦从未间断，并坦陈与写作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从来达不到真正的心满意足，每一个与之相关的夜晚都是艰难而结结巴巴的。“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人，就像卡夫卡说的那样，任何灾难都可以击垮我。写作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地与各种误解、郁结、障碍、局限打交道，疏通了A，随即又产生了B，循环往复，永无终止。”鲁敏这样解剖自我。
在她书桌的音箱上，有一个手持红花的白领带小黑人儿。 红花是可以取下的。她经常跟自己开玩笑，写得好就给小黑人儿献花，反之，就把红花放在脚下。
2010年秋，正在经历“城市暗疾”系列写作阵痛的时候。有一次鲁敏与苏童同乘火车，“我们说到焦虑，记得他当时安慰我，说他一个长篇开头，两万字那个关，就怎么也过不了，大家都是这样的，让我不要太在意这种情绪。”鲁敏回忆。
几年以后，鲁敏才知道苏童当时讲的那个长篇就是后来提名茅奖的《河岸》。
鲁敏也顺利出版了小说集《九种忧伤》。痴迷地图的寡言者、拒绝食物与欲望的情人、与死亡捉迷藏的父亲、渴望坠落或飞翔的丈夫……小说里每一个主角阴影里的“暗疾”都以承载着推动叙事的功能。
到了小说集《荷尔蒙夜谈》，以恋足癖作为掩护的大毒枭、渴望被当做宠物狗鞭打的官员、杀死布店经理妻子的徐记鸭老板等人物的荷尔蒙爆发中，鲁敏不回避肉身中隐藏的黑暗锐利的能量，也不再给笔下的人物“打圆场、顺逻辑、整衣冠”，她冷酷无情地生杀予夺，毫无保留地剥除、还原，她说，“这只是事实，我最近真的就是这么理解和看待世间的。”
《奔月》里关于逃离与自由的探讨是鲁敏又一次文学意义上的向内挖掘，也是她以小说之虚妄向生活之虚妄进行“激烈回击”的尝试。
这很不像生活中以温暖和煦示人的“很乖”的她，人到中年，她在文学写作上越来越“出格”。
一位鲁敏在邮局时期的前同事，在她的公众号“我以虚妄为业”的文章留言区写道：跟局长们谈及你，都像谈论一个可爱安静的又有点不甘寂寞的女孩。只有在读你的每一个作品时，我才能感受到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鲁敏。
对于灵感的自我暴动，鲁敏只能信任其直觉与方向，信马由缰，去往下一个寸草未生的荒芜处，开辟新的疆域。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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